因此，我说，为了叫人们日后能保持宗教信仰，就决不要对孩子们谈宗教，孩子们是不会象我们那样去认识上帝的。这话不是根据我自己的经验，而是根据我的观察，因为我知道自己的经验是完全不适于别人的。找几个象让－雅克·卢梭那样的六岁的孩子来，在他们七岁的时候跟他们谈上帝，我保证你绝对不会冒险的。
我想谁都知道，一个儿童，甚至一个成年人，其有所信仰，无非是生在哪个宗教里就信仰哪个宗教，这是显然的。这种信仰有时会减弱，但很少有所增强；信仰教义是教育的结果。除了这种一般的道理使我热衷于我先辈的宗教之外，我对天主教深感厌恶，这种厌恶的心情是我的故乡城市的人们所特有的。人们常对我们说，天主教是极端的偶像崇拜，并且把天主教的教士们描绘成非常阴险可怕的人物。这种感情在我身上是非常强烈的。起初，我一瞧见教堂的内部。一遇到穿小白衣的神父，一听到迎神时的钟声，就立刻惊慌恐怖得浑身发抖，后来不久，在城里时我没有这种情结了，但是到了乡村教堂里还常有这种感觉，因为这些教堂和我最初体会到这种感觉的教堂太相似了。不过，想起日内瓦附近的神父们那样乐于爱抚城市的孩子，这就确实形成了奇异的对照。送临终圣体的钟声，固然使我恐惧，教堂里做弥撒和做晚祷的钟声则又使我想到午餐和午后点心、鲜奶油、水果和奶酪。彭维尔先生的盛宴又曾对我发生巨大的影响。这些都使我很容易地麻醉了自己。我原先只从娱乐与美食方面来认识罗马旧教，觉得可以逐渐习惯于这里的生活，至于正式加入这个教会的念头在我脑筋里只是一闪即过，认为这是遥远的将来的事。现在没有办法变卦了：我抱着极大的厌恶心看待我自己的这种诺言及其不可避免的后果。我周围的未来的新入教者又不能以他们的榜样来支持我的勇气，因此我无法装模作样，实际上我的神圣功业只是一种歹徒的勾当。虽然我还年轻，我已感觉到不管哪个宗教是真正的宗教，我也要出卖自己的宗教了。即使我的选择是正确的，我也会在心灵的深处欺骗圣灵，并因而受到人们的鄙视。我越想这些，就越对自己愤恨，并且抱怨命运使我落得这种下场，好象这种下场不是我自作自受。这些想法有时非常强烈，如果转瞬之间我发觉大门是开着的，我一定会逃走，然而，我没有遇到这样的机会，所以我的决心也未能长时间保持下去。
有过多的秘密欲望在进行搏斗，以战胜我的心。除此之外，坚持不返回日内瓦的既定计划，没脸见人。登山越岭的艰苦，以及远离故乡、一贫如洗、举目无亲的困窘，这一切都令我感到我的良心上的谴责是为时已晚的悔恨。我为了给以后要做的事情寻找卸责的借口，便假装着谴责以前所做的事情。我夸大从前的罪过，以便把将来的罪过视为必然的后果。我不向自己说：“你还没有犯下什么重大的罪过，只要你愿意。还可以成为无罪的。”却向自己说：“哀叹你自己犯过的和你不得不继续要犯的罪过吧。”
实际上，象我这样年龄的人，要推翻自己的诺言或人们对我的期望，以便打破自己加在自己身上的锁链，并以极大的勇气不顾一切后果公开声明我决不放弃我祖先的信仰，这需要多么坚强的意志啊！这种勇气不是我这种年龄的人所能有的，侥幸成功的可能性也是很小的。事情已经发展到无法挽回的地步。我反抗越厉害，人们就竭力想办法来制服我的反抗。
大多数人都是在运用力量已经太晚的时候，才埋怨缺乏力量。这虽似诡辩，但是我的失败也就在这里。勇气只有我们犯错误的时候才是可贵的，假使我们始终谨慎从事，我们就很少需要勇气了。但是，种种容易克服的倾向对我们具有无可抗拒的吸引力，只是我们轻视诱惑的危险，才会向轻微的诱惑屈服。我们都是不知不觉地陷入本来毫不费力就可以避免的险境。可是，等到陷入这种险境之后，没有惊人的英勇毅力便不能从那里挣脱出来。我们终于落入深渊了，这时便向上帝哀祷：“为什么你把我造得这样软弱？”上帝却不管我们怎样辩解，只是对我们的良心回答说：“我是把你造得太软弱了。以致你自己爬不出深渊，因为我原先把你造得够坚强的，你本来就不会掉进深渊。”
我还没有下定决心当个天主教徒。但是，我看到限期还远，可以慢慢地习惯于这种改教的想法，在等候期间，我想或许会发生什么意外的事件使我从困难中摆脱出来。为了争取时间，我决意尽可能来进行最有力的防御。不久，我的虚荣心也使我忘却了准备作天主教徒的决心。自从我发现有几次我把那些试图开导我的人难住以后，我便觉得不用费更多的力量就可以完全把他们驳倒。我甚至怀着一种可笑的热忱来做这种工作，因为在他们开导我的时候，我也开导他们。我真相信，只要说得他们信服了，他们就会转为新教教徒的。
因此，他们发现我无论在知识方面，或是在意志方面，都不象他们所想象的那么容易对付。一般说来，新教徒比天主教徒学问高，而且是必然如此：前者的教义要求论证，后者的教义则要求服从。天主教徒必须接受别人的判断，新教徒则必须学会自己判断。这点他们是知道的，他们只是没有料到以我的资历和年龄会给一些对宗教研究有素的人带来多少困难。再说，我还没有拜领过圣体，也没有受过与此有关的教育，这都是他们知道的，但是，另一方面，他们却不知道我曾经在朗拜尔西埃先生那里获得了丰富的知识；另外，我还有一间小仓库，也是让这些先生们十分头痛的，这就是《教会与帝国历史》，我在父亲那里差不多把这部书都背了下来，后来日子一久便渐渐淡忘，但是，随着争论激烈展开，我又想了起来。
有一位老神父，人虽矮小却是相当严肃的，他把我们叫在一起，第一次向我们布道。这次布道会对学友们来说，与其说是进行一次辩论，不如说是一次教理问答，这位老神父注意的是向他们传授知识，而不是解答他们的问题。但他对我这样可就不行了。轮到我说话的时候，每个问题我都要逼问他，凡是我能给他找出的难题一个也不放过。这就把布道会的时间拖长了，参加的人都十分厌倦。我这位老神父说了很多的话，越说越发火，先是支吾其词，最后下不了台的时候，就借口自己不太懂法语一走了之。第二天，由于怕我轻率的反问对学友们发生坏作用，我就被单独放在另一间屋子里，让我同一位神父同住。这位神父比较年轻，健谈善辩，就是说，会编冗长的句子，并且非常自满。其实真有学问的人从来也不会那么自满的，但是，我没有让他这种堂皇的架势镇住，另外，我认为，反正凭借自己的努力，我能够十分自信地回答他的问题，并且尽我所能从各方面把他堵得没话可说。他想用圣奥古斯丁、圣格里果利以及其他圣师来压服我，可是，我运用起这些圣师的著作来，差不多和他一样娴熟，真使他万分惊异。我从前没有读过他们的著作，他大概也没有读过，但是，我记住了勒苏厄尔的教会史的很多片断，每逢他给我引出一段的时候，我并不直接反驳他的引证，而是用同一圣师的另一段话来回击他，这就常常使他非常为难。然而，最后还是他胜利了，此中有两个原因：第一，他的势力比我大，我知道我是在他的支配之下的，我不管怎样年轻，总还懂得不应该逼人太甚，我已相当明确地看到，那位矮小的老神父不论是对我本人或者对我的学识都没有什么好感。另外一个原因是：这位年轻的神父作过专门研究，而我却没有，因此，他有他的论证方式，他运用一种方法，使我没法听懂，每逢他觉得要遇到意外的反驳弄得他不得开交时候，他就借口我超出了本题的范围，把问题拖延到第二天。他甚至有几次驳斥我的引文是假的，并自告奋勇去替我找原书，说我一定找不到那些引文。他觉得这样也不会有什么大危险，因为就凭我那一点表面知识，我是不大会翻阅书籍的，而且我对拉丁语的修养又实在有限，即使我知道引文一准在某本书里，我也没法在一本厚书里找到那一段。我甚至怀疑他也用过他责难牧师们的那种不忠实的治学方法。我怀疑他为了摆脱使自己感到窘困的反驳，有时不惜编造一些引文。
这些无谓的论争在继续，日子一天一天在争辩、诵经和耍无赖中过去，这时我遇到了一件令人十分厌恶的小小的丑事，这件事差一点对我产生了极其不利的后果。
任何一个人，不管他的灵魂多么卑鄙，他那颗心多么粗野，到时候也不会不发生某种爱慕之情的。那两个自称为摩尔人的歹徒中的一个喜欢上我了。他愿意和我亲近，毫无避讳地跟我说些乱七八糟、难以理解的话，向我献些小殷勤，吃饭中间有时把他自己的菜饭分给我，并且经常热情地吻我，吻得我实在难为情。他那张椒盐面包似的脸，上面还点缀着一道长长的刀痕，他那双火辣辣的眼睛与其说是充满了柔情。毋宁说是充满了狂怒。我虽然一见就感到害怕，还是忍受着他的亲吻，我心里想：“这个可怜的人对我这样友爱，拒绝他是不对的。”以后他一步一步地放肆起来了，向我说的话是那样下流，以至我有时认为他是发疯了。有一天晚上，他要来和我睡在一个床上，我借口我的床太小，把他拒绝了，于是他想使我到他的床上去，我也拒绝了，因为这个家伙脏得厉害，浑身是嚼烟草的臭味儿，真叫我噁心。
第二天大清早，大厅里只有我们俩；他又开始抚摸我了，可是，这次他的动作十分猛烈，神色越来越可怕。最后。他居然要干最丑恶的狎昵的事儿，他攥住我的手，强迫我干这样的事。我用力挣脱开了，同时大嚷一声，向后面跳了一步，没有表示愤恨，也没表示恼怒，因为我一点也不知道这种举动有什么意义。我非常坚决地向他表示惊愕和厌恶，最后他把我放开了。在他自己胡闹一阵以后，我看见一种不知是什么粘糊糊的白色东西朝着壁炉射去，落在地上，我噁心透了，当时飞快跑到阳台上去，我一辈子也没有那样激动，那样慌张，那样恐怖，差点儿晕了过去。
我那时还不能理解这个坏家伙是怎么回事，我以为他是得了疯病，或是什么更严重的癫狂；看到这种猥亵、肮脏的样子和这一副兽欲如火的可怕面孔，对于任何一个冷静的人说来，不知道还有什么更丑恶的事。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男人，如果我们在女人面前做出这种狂乱的举动，只有她们的眼睛被迷惑住，才不致把我们看成是奇丑而可怕的东西。
我一会儿也等不了，马上就把我自己所遇到的事向大家讲开了。我们的女总管叫我不要声张，我看出这件事情使她非常不高兴，我还听见她咬牙切齿地嘟嚷着：“该死的东西！野蛮的畜生！”我不知道为什么不准我声张，我仍旧照样到处嚷嚷。我嚷得太厉害了，结果，第二天大清晨就有一个管理员来找我，严厉地申斥了我一顿，责备我小题大作，甚至损害了神圣道院的名誉。
他训了我很久，还向我解释了许多我所不知道的事情，但是，我并不以为这是在给我讲我所不懂得的事，因为他相信我懂得别人要跟我干什么事，只因不肯同意，才进行了抵抗。他严肃地对我说，这种行为和淫乱一样都是被禁止的，但这种意图对于作为这种行为对象的那个人说来并不算多大的侮辱，被别人看得可爱，有什么可发火的。他毫不掩饰地对我说，他自己年轻时候也碰到过这种荣幸，由于来得突然，未能抗拒，他丝毫也没感到其中有什么苦得受不了的。他恬不知耻，居然用了直陈其事的词句；他还推想我所以拒绝是因为怕疼，于是向我保证这种害怕是多余的，完全用不着大惊小怪。
我听了这个无耻之徒的话，感到极大的惊奇，因为他毫不为他自己辩护，他似乎是完全为了我好而来开导我的。在他看来，这完全是件极平常的事儿，所以他根本不必找个地方跟我密谈；我们身旁有一位作为第三者的教士，他也觉得这不必大惊小怪。他们这种泰然自若的神气完全把我懵住了，我只好相信，这准是人间习以为常的事，只是先前我没有领教的机会罢了。所以，我听了他的话并没有生气，但不无厌恶之感。我所亲身遭遇的、尤其是我所亲眼看到的情景，在我记忆里留下的印象太深了，所以我回想起来还觉得噁心。我当时也不知道为什么把对那件事的憎恶一直伸展到辩护者的身上了，我无论怎样控制自己，也不能不使他看出他的教训所发生的恶劣效果。他以一种不大亲切的目光瞪了我一眼，自此以后，他便用尽办法让我在教养院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他总算达到了目的，因而我看到，要跳出教养院，只有一条出路，过去我拖延时日，不肯采取这个途径，如今我是急不可待了。
这件事倒起了一种防护作用，使我一生也不会干出男子同性爱的勾当，而且一看到这样的人，就联想起那个可怕的摩尔人的样子和举动，心里便产生一种难以隐藏的厌恶。另一方面，相形之下，女人在我心目中却博得了极大的价值。我觉得应该对她们表示温柔的感情与崇高的敬意，以补偿男性对她们的侮辱，因此，当我想起那个假非洲人的时候，就连最最丑的女人都认为是值得崇敬的对象了。
至于这个假非洲人，我不知道人们对他会有什么说法，据我看，除了罗伦莎太太以外，谁都跟从前一样看待他。可是，他不再接近我，也不再和我说话了。过了一个星期，他就在庄严的仪式下接受了洗礼，从头到脚一身白色服装，这是表示他重生的灵魂的纯洁。第二夭，他就离开了教养院。此后，我再也没有见到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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